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07

菊花台

中午阳光很好,打在舍友的桌面上,诱惑难挡。于是过去玩他的电脑,里面有《黄金甲》。本来心怀叵测的看满城大波妹呢,边看边调侃;看到后来进入剧情了,坚持到菊花台响起。 张艺谋就是一个摄影师,注重画面的视觉效果,但是不会讲故事。本来曹禺多好的剧本却被他讲得支离破碎的,看完后直觉莫名其妙不知他究竟想表达个什么意思。《英雄》就不用说了,整个MTV。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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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生命翻开新篇章。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困住我了,除了时间。终将在日复一日流水一样的日子中耗尽年华。赤壁的硝烟,黄花岗的碧血都离我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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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昨天一帮男人不知怎么聊起童年了,畅谈至深夜,感慨不已。童年记忆都很相似 :弹弓,玻璃弹珠,鸟窝,自制手枪,火花,蟋蟀,蝉,青蛙……小小的乡野就是整个世界。属于我独特记忆则是院落中一棵老梨树,整个童年都在这棵树上爬来爬去。春天满树梨花开,一夜风雨过后,早晨醒来地上一片雪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xMTg3NzI=/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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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布棉袄

每个人都能在沈从文的情书中看到自己的初恋,从这些旧日书信中包含的幼稚、羞涩、烦恼和固执中,清晰的浮现出你昔日的影子。真正揪痛你的不是什么漂亮的词句和高深的理念,而是在那些脆弱的信笺上无意记录下来的真实的快乐和伤痛,是当事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态度。在他们那里,爱情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只是清夜中御寒的一件朴素的粗布棉袄。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张兆和,沈从文的这一生又会怎样,他那单薄消瘦的文弱之躯,还能有足够的力量,从历史浓重的云烟中走出来吗?是否会有人为他擦去泥污,抚平伤痛,让他在每一次劫难中作出再活下去的尝试?他这个水边人的命运,是否会同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朱湘一样,沉没于冰冷的江水? 从感觉到这种爱情起,沈从文就执拗的开始向它投靠。再坚强的男人,在爱情面前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等待母性和妻性的双重包裹。所谓的坚强,是男人之间的事,而母亲是孕育他的温暖的母体,妻子则是他漆黑的夜晚唯一的归处。女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男人的来路和去处。对于这种皈依,沈从文是这样诠释的:“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的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个无法解脱的宿命的粘恋。一个病人在窗边见到日光与虹,相保留它而不可能,却在窗上刻画一些记号,这愚笨而又可怜的行为,若能体会得出,则一个在你面前的人,写不出一封措辞恰当的信,这是自然的道理。”(《从文家书》)这是沈从文当时真实的心境,是张兆和回避和拒绝沈的爱情时,他最真诚的表白,狂热的近乎发疯,那么不可救药,像一场瘟疫,只有一个美丽的女护士握着一剂良药,要么,她是天使,要么,她是魔鬼。 或许,兆和那时还是个孩子,单纯的近乎透明,还没有为爱做好准备。她把从文的信交给了校长胡适。胡适是个出色的爱情大使,她在沈从文/张兆和、徐志摩/陆小曼身上倾注的心力比他自己的爱情还要多。 两只若即若离的手终于叠在一起,仿佛这一切倒是为了成全胡适,以及所有对爱情有所期盼的人们。人们对爱情的信念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证明。它们的爱情并非独属于自己,它像月光,平均分给每位在爱情路上的苦行者。它们的生命令人羡慕也令人疼爱,如同古典的玉器,人们不愿看到它中间有一丝裂纹。这种苛刻实际是对爱情的苛刻。许多人甚至在他们的故事里,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和想象。 然而,在他人的注视和想象之外,他们的故事却按着自身的逻辑真实地展开着。他们将爱情融入平庸的日常生活,没有过多的戏剧成分,他们把初恋时的那种炽烈的情绪平均分配给一生中的每个平凡的日子。绵密的爱情,厚重、绵软,包裹着乱世中两个瘦弱的身体,在凄风苦雨中,维持着心灵的恒温。日子越久,他们越能感受到这份感情的深意。 1934年的沈从文坐在船头给新婚的妻写信。我尽量用憨直朴拙的湖南话,想像从他的自来水笔底流出的语句。他写道:“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从文家书》)他写信的时候,如同所有的热恋中的人们一样,执拗的以为倾听者就在身旁,甚至会以吴侬软语来回答他,而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对白中间,有许多个昼夜的“时差”相隔。我感受得到他每次上岸,把信寄出时他翩翩的身影和自足的心态。 张兆和同林徽因一样令人吃惊。林徽因这位清丽婉约的闺秀,竟将生命中最珍贵的年华投掷在同丈夫野外考察的迢迢路上。在辛苦劳顿、险象环生的探险路上,它像男人一样坚强,上流社会的红舞鞋并不适合她洁白的双足,她的青春只在苍茫的古道上兀自发光。而张兆和,则在沈从文远在昆明的日子里,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如同每一个艰难的主妇,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从老舍《四世同堂》里了解了那个年代北平人日常生活的我们,自会体悟张兆和的每一天会是如何沉重和艰辛。尽管名门闺秀并不能比寻常女子拥有更多的特权,她们同样需要应付生活,但张兆和、林徽因心甘情愿的选择无疑超出了人们对“美女加才女”的一般常识。从他们身上,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越是美丽,就越是接近朴素与安静。她们的智慧与温存赋予她们所生活的年代以悠长的反光。沈从文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人能够包容他近于孩童的放纵。他因拥有文学和女人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使得他在世界上遭遇的所有践踏和禁锢都显得微不足道。粗布棉袄拒绝了外在的荒寒。我总能从张兆和旧日的照片中感觉到一种平静的光辉,这种光辉足以让任何一颗在红尘中发热和变形的内心沉静下来。这种光辉使我感觉到世界上最不可改变的就是女人。许多看不见的风沙在日复一日的修改着男人的轮廓,外在的压力与困苦似乎成了男人放纵自己的理由。实际上,由于女人对于幸福和痛苦的独特感受力,她们同样在命运中跨越着冰与火的两极,情感触觉的敏锐对她们来说往往是一种折磨。然而,没有什么能够剥夺她们对古朴爱情的向往,哪怕它仅仅通向一种庸常的岁月。女人能够从一张张铺着厚厚棉被的床榻上找到生命的本质意义,而男人踏遍了世界每个角落却往往不能获得更多。和许多天才一样,沈从文在现实的积压中艰难的生存。他时常会陷入焦躁、苦闷、冷酷和不安,像一名执拗的囚徒,试图撞烂脖颈上的枷锁,尽管在他沉静华美的外表下,他将内心的决绝隐藏得很深。他在他的小说里透露了他对于纯粹的向往,他宁愿以死亡来换取它,也不愿向现实妥协,让生命中掺杂进哪怕一丝污渍。这种苛求使他笔下的爱情挽歌如同锋利的刀片,在令他人的内心流血和疼痛的同时,也折断了自己。然而,不论沈从文的命运有着怎样的不确定性,张兆和都以始终如一的耐心,安静的等他归来。仿佛一个公式,以永恒的正确性,将所有复杂的运算过程推向那唯一的结果。 有迹象表明沈从文曾经一度精神失常,那是由于来自身内与身外的两种压力造成的必然断裂。每一个敏感的人都可能听见那清脆的断裂声响,他像深夜里的绝望一样攫取着每个人的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失常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放纵,是在无人的荒原上狂乱的奔跑。他和张兆和的世界一下子被分割开来。他们同处一室,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还专门将他们夫妻接到自己家中照料,然而在张兆和心中,他们之间的距离想必比起从文在昆明时还要遥远。这时不再有频繁的尺牍为他们述说各自的心迹。尽管病症将沈从文同这个喧哗的世界隔绝起来,但是我相信此时最孤独的还是张兆和。距离不能将他们分开,而疾病却能。她一定会怀念当初鱼雁往还时那丝甜蜜的痛痒。即使如此,现实中的一切依旧没有改变张兆和。“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他怀揣着与当初同样的耐心,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等待着从文归来。 我读过沈从文此时留下的只言片语,尽管不多,但是肯定留下过。他在自己收藏的《沈从文文集》的《灯》一文后面写道:“灯熄了,风正吹着,出自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熄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这些文字在数量上无法与沈从文的作品相比,但是它们就像荒夜里散乱的路标,唯有有心人才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循着它们指示的方向寻找那远遁的灵魂,它们无疑是与当时的沈从文建立精神联系的唯一渠道。每一个汉字,都可能是一个细微的空隙,连接着他神秘莫测的内心。我想起张兆和在1938年1月31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写下的话:“我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从文家书》)那么,在病魔使得沈从文字字句句都无比珍贵的特殊岁月里,我们该如何判断张兆和的富有与贫穷呢? 我在责编《北京记忆》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文革”期间,经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先生奔走,为沈从文争取到两间栖身之所,而这两间房又不在一处。沈先生住沙络胡同,张兆和住净土寺胡同,张兆和经常在净土寺胡同做好饭菜,给沈先生端到沙络胡同来。这段描述使我恍若看到一只南方的竹篮,带着恒定的温度,从胡同间穿过。我意识到这一场景的象征意味。上帝似乎总在它们之间设置一段距离,使他们不断地出走与归来,但这恰好是他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终点,路途或远或近,都不可能冷却他们那持久的温情。他们始终用最纯朴的方式,抵抗命运的捉弄。 许多人注意到沈从文和张兆和性格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对于两颗经历过患难的心来说,那只是最不重要的细节。然而在沈从文离世以后,这一切在张兆和衰老的瞳孔里却不断得到放大和闪回,并且日复一日的加深着张兆和的自责。经历因其不可更改,而愈发令回忆者挑剔。或许,越是接近晚年,人越会成为完美主义者。1995年8月23日,张兆和先生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完全不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就越觉得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从文家书》)斯人已去,纸页上记载的所有旅途都变成了时间。兆和苍老的眼泪滴到纸页上就融化了,就像融化在无边的岁月里,一点生息都没有。漫长的爱情,已使老人分不出她的泪水是缘于幸福,还是缘于伤痛。 作者: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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